得知金庸去世,著名武侠小说家、《四大名捕》作者温瑞安内心悲痛,食不下咽,提笔书写“天下无双,不朽若梦,金庸笑傲,武侠巅峰”“独孤不朽,令狐无敌”两篇悼文,寄托哀悼之情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金庸看了温瑞安的武侠小说《四大名捕》之后,对他很欣赏,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还在外地念书的温瑞安,邀请他来香港。两人见面后谈了很多对武侠小说、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未来的看法。后来,在金庸的推动下,温瑞安的小说得以在香港出版。几十年间,温瑞安曾写过多篇评述金庸小说的文章,他说,金庸的创作对自己的影响很大。此文为温瑞安专门为金庸写就,授权成都商报刊发。

  我曾情怀激动地写一封好长的信给金庸,之后我们来往了几封信,我知道他极忙,处理的事务很多,去信时常说明请他不必回信,我宁可他多写几篇文章,万一有意外之喜,可以多诞生一部武侠小说。其中有一封信,是他赴美前夕写的,我特别感动,他针对我文章对朋友的态度,提出了一些意见,用很温和的语气说出来,可见,他的用心良苦,除非是极爱我、关心我的人,不然的话,他不可能劝谕我这些:

  瑞安,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有的人厌倦了,转变了,心情不同了,那是必然的事。已经有过几年,几个月,几天的相聚,还有什么不知足的?一夜夫妻百夜恩,百夜夫妻海样深,朋友之道亦当如是观。不要认为他们是背叛,那是太重的字眼。人生聚散匆匆,不必过分执着,千万不要把你的朋友当作敌人,那么你心不会难过,朋友也不会难过。夫妻只是两人之间的事,要白头偕老也是极难。

  我心中始终待金庸亦师亦友。我曾在很多孤独寂寞、辉煌灿烂的日子,跟朋友谈起他的人、他的小说、他的机构,都充满了敬意和诚意。有时候心跟这位大我近三十岁的长者很亲近,就像我父亲一样,在苦难的岁月中我会在心中低诉,就像书的作者跟自己早就相知一般,但有时候又却不怎么服他,觉得他太多的约制与距离,忍不住要跟他冲撞、顶撞一下。在同一封信,他还劝我在作品需要注意的是节制:文学上,节制是很重要的,要将奔腾的感情约束在含蓄的文句之中。你的小说有很大的吸引力,然而往往放而不能收,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。

  第一次跟金庸见面,在我心中极为重要。那次香港之行,终于见上了我最想见的人——金庸。

  金庸在电话中知道我来了,很高兴,约我们在香港大会堂门口见面。那天,我和朋友穿着相当中国风貌的服饰,在天星码头候他。我们的心都十分忐忑,仿佛从书中破纸而出的一个人物,要和我见面,就跟苗人凤、胡一刀、风清扬、黄药师、张三丰就要活在跟前一般,谁会不紧张的?何况我对金庸一直有一种孺慕之情,多年来在他小说中浸淫,仿佛见看了面就要执弟子之礼。他亲切、熟悉、温和、敦厚,但从容淡定俨然一派写师之风,而且脑筋十分快速,精明而锋利,在言谈间偶尔流露,但大部分时候都很平实,有一种人,完全没有摆什么姿态,但自有气派,这种武学境界就叫做:“以无招破有招”,已臻化境。

  在金庸面前,只觉得他悠闲从容、温和可亲。有一次吃饭,晚餐之后,他付了账,起身要走,忽然,桌上的餐巾掉下地来,我见了,侍应生见了,都想去拾,金庸却敏捷地俯下身去拾起了餐巾,摆回桌上。金庸当然不瘦,而且是略为发福,以他的身份和给的小费,掉了餐巾仍不惜亲自弯下身去拾起来,态度温和,我顿想起《天龙八部》用来形容身在高位但和气可亲的殷正淳的一句话:“大富大贵而不骄。”常有朋友问起金庸是怎么一个人的时候,我就常引用这一句话。

  还有一次,金庸邀我们到他家去。他的住家坐落在云景道,属半山区,风景优美,环境幽静,进门后有三个特别印象,殊为难忘:他的大厅甚阔,但最令我这种“书虫”触目的是,四周的壁柜,尽是书,全是书,精装的、平装的、线装的、套装的全是厚厚薄薄大大小小令我心弦震动的书。

  有次倪匡跟我说:“其实查先生对你真是不错!”我静了半晌,一字一句地说:“我觉得查先生一直在训练我。”

  金庸也不是常常板起脸孔,作严肃状的,有次我在倪匡家小坐,便致电给金庸,金庸写完社论后便赶来倪家,他跟倪家的倪震、倪穗闲聊,十分的温和,孩子都很喜欢他。金庸的样子诚如倪匡所言,有点像弥勒佛,挺和气的,严肃起来不怒而威,他并不是有意把架子,不过我每次看见,抑制不住的脸上也绷紧起来,心很想跟他冲撞,但如果有人在外面说他些胡猜乱度的谬论,便禁不住要挺身而出,争辩到底。